上海對涉性侵者從業限制規定的臺前幕后

來源:SOHU  [  作者:法治周末報   ]  責編:張華  |  侵權/違法舉報

原標題:上海對涉性侵者從業限制規定的臺前幕后

法治周末記者 高原

5月29日,上海市《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正式對外發布。

這也是全國首個省級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被業界認為是在加強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源頭預防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意見》在教育、醫療、訓練救助等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開展入職審查時,將對擬錄用人員是否存在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情況進行強制查詢,一旦發現有相關記錄,將不予錄用。

限制涉性侵犯罪者從業,能否為未成年人支起保護傘?

第一個吃螃蟹

近年來,性侵,已經成為一個敏感又高頻的詞。

根據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發布的《2018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2018年媒體公開報道的317起案例報道中,明確表述性侵者多次作案的有124起,占總數的39.11%,呈高發態勢。

同時,統計的210起熟人性侵案例,包括了家庭成員作案、網友作案。其中,師生關系案例71起,占比33.8%,比例最高。

業界普遍認為,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再犯可能性高,而且利用職業便利實施的犯罪隱蔽性更強,再犯預防的必要性非常突出。

我國刑法規定了從業禁止、禁止令等制度,相關行業性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也有關于從業資格的限制性規定,但由于缺乏相關配套措施,普遍存在執行不到位的問題,無法有效預防犯罪。

如何最大可能地避免類似事件、悲劇的發生,司法部門一直在探索。

此次出臺的《意見》將對未成年人負有監護、教育、訓練、救助、看護、醫療等特殊職責的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納入管理范疇,包括幼兒園、中小學校等教育機構,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兒童福利機構,對象為未成年人的培訓機構、醫療機構、文化體育場所等。

除了對教師、醫生、教練、保育員等直接對未成年人負有特殊職責的工作人員進行審查外,《意見》還將保安、門衛、駕駛員等不具有特殊職責,但具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條件的其他工作人員納入適用對象。

同時,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的用人單位招募的志愿者在入職前也需進行審查。

少年司法領域知名專家、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宋英輝說:“全國應該建立這樣一個網絡系統,不光上海可以查詢,如果這個人到其他地方,也可以查詢。可以避免這些人在一個地方不能就業,跑到另外一個地方不能查詢就發現不了。上海探索對將來推動國家相關立法完善也是很有意義。”

同時,上海各部門正在結合工作實際對這份《意見》進行細化和落實。限制性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庫和入職查詢制度也已被最高人民檢察院列入五年改革規劃,限制涉性侵犯罪者從業這一做法正在向全國鋪開。

回避爭議

其實,早在兩年前,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已啟動“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工作。

2017年,閔行法院審理了一起初中物理教師錢某趁補課機會強制猥褻15歲女生案。

長期關注未成年人犯罪的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姚建龍記得,案件發生后不久,他受邀參加了就此案商討如何加強法制宣傳教育避免類似事件發生的研討會,在他印象里錢某還有其他犯罪前科。

“當時參加商討的人不多,大約只有三五個人,但是大家的第一個感受都是這樣的人怎么可以當老師。”姚建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曾經經辦這一案件的閔行區檢察院檢察官吳翎翎說:“在案件辦理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個物理老師其實在之前已經有了前科,但是這個老師雖然違反了刑法,但是沒有被剝奪教師資格,從法律意義上,他還是可以當老師。”

吳翎翎和同事運用刑法修正案(九)第37條,促成對性侵未成年人的加害者判處“從業禁止”,這是全國首例。隨后,又在兩個案子的判決中加入了這一內容。得知被告人最終被人民法院以強制猥褻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六個月,并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3年內禁止從事教育及相關工作,而且還促成了閔行區限制涉性侵害違法犯罪從業人員從業機制的建立,姚建龍覺得很高興。

這一案件也成為上海市首例性侵類從業禁止案。

姚建龍介紹,美國的“梅根案”“安伯警戒”系統,韓國的“熔爐法”,因為一個未成年人案件或事件就可以促進一項法案的出臺、一項制度的完善、一個機制的建立,我們曾經認為這樣的做法很遙遠。

不過姚建龍發現,最近幾年在未成年人保護這個領域,我國已經有了重大的進步。

“辦案機關或者其他部門,已經非常注重從案件中吸取經驗教訓,發現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政策、制度、機制中所存在的共性問題,并且針對性的推出改進的制度、機制甚至是立法完善建議,以最大可能避免類似事件、悲劇的發生。”姚建龍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不過,這樣的探索也曾遇到過爭議。

2016年6月,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檢察院牽頭法院、公安、司法局出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員信息公開實施辦法》。根據該辦法,符合條件的實施嚴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為的犯罪人員,在其刑滿釋放后或者假釋、緩刑期間,將通過各單位的門戶網站、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渠道,公開其個人信息,方便公眾隨時查詢,警示犯罪,預防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

這被稱為中國版的梅根法案。

“當時就有人曾經質疑這是不是違法,強調不能侵犯性罪犯的人權,怕產生吊打效應,產生株連家屬包括未成年人子女等效果。”姚建龍說。

不過,閔行區的探索沒有把落腳點放在公開有性犯罪前科人員身份信息這一容易產生爭議的敏感點上,選擇了建立涉性侵違法犯罪人員信息庫以及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職業的從業禁止上。

姚建龍認為這樣做可以回避一些爭議,法律依據和法理依據也較扎實,因為刑法修正案(九)已經明確規定了從業禁止制度,刑法中也有前科報告的規定。

“不得已的正義”

實際上,兒童性侵案在世界各地都屢有發生,各地在法律規定方面也各有不同。

以美國為例。1994年7月29日,7歲的美國新澤西州女孩梅根,被鄰居杰西——一個剛搬來此地、有過兩次前科的性犯罪分子誘騙至家中,慘遭強奸并被殺害。

1996美國通過了“梅根法案”,這項法案要求所有有“性犯罪”前科的人必須到當地警察局報到、注冊。社區居民有權上網或者到警察局追蹤本地性罪犯的姓名、居住地點,而且可以將性罪犯的資料公布于眾。

英國則要求性犯罪者定期向政府部門登記自己個人信息,包括工作、家庭住址、電話等,甚至計劃蓄須、蓄發這些能使容貌產生明顯變化的做法也要登記。

這些信息除非特殊情況,不會對外公開,主要方便政府部門對這類人群的監管、突訪和控制,從而對他們產生威懾力,防范其再次作案。

而對于用法律難以約束的嚴重“戀童癖”類性侵慣犯,俄羅斯、波蘭、挪威、韓國等國家采取的手段則是“化學閹割”,即通過調節男性荷爾蒙機制來抑制性欲的治療方法。

但“化學閹割”逐步在世界多國推行的同時,也一直伴隨著巨大的爭議。

姚建龍認為,這些看上去有些“極端”的制度盡管也有爭議,但是仍然立法確立、實踐推行,原因在于這些國家對于兒童性侵有非常扎實的實證研究。美國的一項經典研究就發現,入獄的異性戀童癖的重犯率是18.2%,同性戀童癖的重犯率是34.5%。

“對性罪犯,尤其是性侵兒童的罪犯了解、研究透徹,這些國家都是在兩害相權之間作出了側重兒童權益保障的‘不得已的正義’選擇。”姚建龍說。

責編:高恒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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