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八軍: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時代意蘊

來源:SOHU  [  作者:現代教育科學高教研究   ]  責編:從大磊  |  侵權/違法舉報

原標題:付八軍: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時代意蘊

▲付八軍

作者簡介付八軍,紹興文理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浙江省151人才第一層次,浙江省之江社科青年學者,浙江省高等教育科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先后在湘潭大學管理學院、哲史文化學院獲管理學學士、歷史學碩士(提前一年畢業),在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獲教育學博士學位。曾在湖南省教科院從事過管理工作,在中國教育報刊社從事過新聞工作,在地方院校從事過教學與行政工作。十余年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學)、教育部人文社科課題等多項;獲省教育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省哲社優秀成果三等獎等多項;出版專著《創業型大學本土化的中國模式研究》《大學教師的培養與成長》等13部,主編《縱論創業型大學建設》等2部;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100多篇。主要從事高等教育、教師教育研究。

文章來源:當代教育論壇 2019,(03),50-57

摘 要:發掘與論證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時代意蘊, 可以為中國特色創業型大學建設提供動力與方向。當前傳統型院校存在的普遍性問題, 例如辦學自主權不足、教學育人疲軟、科學研究泡沫化、校內行政效率低下等, 可以在創業型大學的實踐模式中得到較好解決。只不過, 有些問題屬于“源頭性”問題, 需要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漫長過程, 例如高校辦學自主權不足、校內行政效率低下;有些問題則屬于或者轉化為“癥狀性”問題, 例如教學育人疲軟、科學研究泡沫化等, 則正是創業型大學力爭正面、直接去除的問題。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可以正面提升教學育人實效性、直接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 但只能逆向增強高校辦學自主權、間接實現校內行政高效化。

關鍵詞:創業型大學; 中國實踐; 時代意蘊; 辦學自主權

所謂創業型大學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簡稱EU) , 就是將知識的生產、傳承與應用融于一體的大學, 就是在教學科研的基礎上倡導創業職能、積極推動學術資本轉化的大學。[1]誕生于20世紀末的創業型大學理論, 自問世以來便有持續不斷的批評與抵制, 但研究過該理論的學者普遍持肯定與支持的態度。例如, 被譽為創業型大學之父的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 (Burton R.Clark) 指出, “創業型大學是21世紀大學組織上轉型和大學進取與變革的必然趨勢”[2];另一位同樣在創業型大學理論作出重要貢獻的美國學者埃茲科維茨 (Henry Etzkowitz) 認為, 創業型大學典范之一的MIT模式, 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為學術界的榜樣”[3]。在創業型大學理論傳入中國之后, 國內一大批學者與領導均對創業型大學給予了極高的評價。[4]但是, 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價值與意義到底在哪里, 能否解決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 學界并未對此作出深入乃至初探性的回答。在“雙創”的時代背景下, 本文嘗試根據創業型大學理論的基本觀點, 首次對創業型大學中國使命進行挖掘與展現, 亦即論證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時代意蘊。

一、逆向增強高校辦學自主權

全球主要有三種類型的大學治理模式:國家本位、高校本位、市場本位。[5]盡管每種治理模式相互融合, 呈現相向動態發展趨勢,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 各國大學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不會改變。20世紀80年代以來, 通過“法律確權、簡政放權、章程賦權和依法維權”[6]等舉措, 中國政府不斷推進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完善與落實, 大學治理模式逐漸沿著國家本位向高校本位、市場本位轉移, 但政府辦學、政府管學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 甚至我們有理由將政府不時“下放”的某些權力, “視作政府的權宜之計”[7], 可能會被隨時收回去。可見, 高校辦學自主權問題, 雖然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問題, 但更“具有本土化的特殊性”[8], 影響到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正如有文所言: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 社會對當今大學的種種不滿與責難, 無論是“錢學森之問”還是大學的“行政化”之弊, 均可歸結為大學自主權的不落實。[9]

三十年多來, “教育管理部門和許多高校的領導者換了一茬又一茬, 而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卻依舊在路上”。[10]從當前國家乃至省域層面的“雙一流”建設、政府主導的大學評估乃至學術評價模式、高校主要領導的任命體制等許多關鍵環節看, 中國大學對政府的依賴越來越強, 而不是越來越弱。這就表明, 從正面推進政府簡政放權, 真正實現高校面向社會依法獨立自主辦學, 不是那些后發趕超型高校擴大辦學自主權、增強辦學活力的最佳路徑。只有在依靠政府但又不過度依賴政府、能夠獨立自主地從廣袤的社會中獲得資源的前提下, 這些高校才能從傳統公共政策空間競爭的劣勢地位中走出來。這種辦學模式正是伯頓·克拉克倡導的自力更生模式, 亦即創業型大學模式。[11]建設創業型大學, 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淡化大學之于政府的從屬關系, 通過自下而上的逆向邏輯變革逐步增強高校辦學自主權。

其一, 有利于從觀念上摒棄以“求”為主的辦學自主權訴求。創業型大學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進取性大學, 以積極主動、自力更生作為精神特質, 憑借自身的學術資本多元謀求辦學資源, 不會將政府作為惟一的庇護與依靠, 更不會坐等政府的扶持與救濟。面向誰, 服務誰, 則必定依靠誰, 這是創業型大學的辦學邏輯。我國普通公辦本科院校走上創業型大學, 自然要面向政府, 服務政府, 并且依靠政府, 但是, 民主政府面向人民、服務人民并且依靠人民, 從而創業型大學最具活力的辦學資源在于人民, 或者說在于社會。從這一點看, 創業型大學應該在政府確立的政策方針指向下, 憑借自身獨特的學術資本, 為社會培養創造性人才、提供應用性成果, 并以此獲得社會的充分信任, 同時又從社會獲得辦學資源。西方大學的各種社會捐贈, 正是大學依靠社會、社會支持大學的重要體現。具有這種理念的創業型大學, 不會一味地向政府“索求”辦學自主權, 而是憑借自己的服務產品與實際貢獻, 從政府、社會等獲得辦學資源。辦學資源才是目的, 辦學自主權則是手段。擁有了辦學資源, 辦學自主權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其二, 有利于從行為上確立高校在市場社會中的獨立自主性。自主辦學實現的一個顯著標志即是學校真正地面向市場和社會, 這與傳統上“象牙塔”取向的學術組織機構有很大差異。[12]那么, 是實現辦學自主權之后才能面向市場和社會, 還是面向市場和社會之后再擴大辦學自主權?長期以來, 我們追求第一種大學變革范式。實踐證明, 三十多年的探索, 我們在第一條道路上至今未能取得預期效果。那么, 在理念上具有創新性的第二種大學變革范式, 在實踐中是否具有成功的可能性?作為創業型大學理論奠基者之一的伯頓·克拉克研究了若干所創業型大學案例高校, 曾經都是政府嚴格控制下的公立院校, 在資源上嚴重依賴政府, 走上創業型大學道路之后, 這些高校對政府的依賴明顯減少, 辦學自主權自然顯現。例如, 于1961年建成開學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莫納什大學 (Monash University) , 其在向創業型大學轉型之前嚴重依賴政府, 在向創業型大學轉型之后逐漸擺脫了對政府的嚴重依賴, 其政府核心資助比例由最初的98%, 下降到2000年的50%, 后來再度降低到40%以下;與此同時, 學校的社會地位與學術聲譽越來越高, 其與政府的關系逐漸從一種從屬依附關系走向合作伙伴關系。[11]當前, 在幾個主要的全球大學排名中, 莫納什大學均進入世界百強。例如, 2018/2019年度QS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第59位, 2017年上海交通 (ARWU)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在第78位, 2016/2017年度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學排名第74位。中國公辦高校走上創業型大學道路, 固然不能完全采用莫納什大學的學術創業模式, 例如留學生教育、商業化科研服務、社會捐贈等, 但是, 辦學成本的效益意識、人才培養的質量聲譽、科學研究的應用效應、經費來源的多元籌措等, 都有利于提升學校的社會地位與學術聲譽, 逐漸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 消除對政府過度單一的依賴綜合癥。當學校的社會地位與學術聲譽能夠從社會上贏得辦學資源之后, 這所大學就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市場化之路, 與政府的關系也會從依附型走向合作型。

其三, 有利于從政策上推動政產學三螺旋新關系的全面實現。在傳統院校居絕對主導地位的學術生態環境中, 一所公辦高校率先走上創業型大學道路, 需要至少一位有遠見、敢擔當、有毅力的高校主要領導。但是, 只要這所高校能夠取得公認的顯著業績, 就像MIT、斯坦福與華威大學那樣, 那么這所高校就會作為成功典型, 被政府大力推崇、被媒體廣泛宣傳、被其他高校紛紛跟隨, 也會有更多的高校領導毫無顧慮地舉起創業型大學旗幟, 形成中國創業型大學建設的熱潮。顯然, 在這種局面下, 政府會遵循創業型大學建設所需要的制度環境, “下放”辦學自主權, 改變過去管理大學的模式, 逐漸實現高校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如果說, “落實地方高校辦學自主權需要管理創新”[13], 那么, 創業型大學實踐模式則是管理創新的有益探索。可見, 中國創業型大學的成功實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能夠自下而上地實現高校辦學自主權的擴大與落實。

二、正面提升教學育人實效性

在論及中國高等教育最大的問題上, 華中師范大學前校長、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一語中的, 他指出, “教育改革, 千頭萬緒。當務之急, 則是兩個回歸:一是回歸大學主體, 一是回歸教育本性”。[14]前文分析的辦學自主權問題, 正是章先生指出的“回歸大學主體”, 這是制約中國大學真正走向世界一流的首要問題與關鍵所在, 中國高等教育所有的矛盾最終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答案。誠如張楚廷先生指出的, “最自由與最高水平緊密相連, 這是德美兩國大學的根本共同點……如果論及大學規律, 最自由與最優秀同在便是最根本的一條規律”。[15]可是, 在諸多世界大學排行榜上, 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高校開始嶄露頭角, 這是否說明中國大學已經進入世界第一方陣?應該說, 這“不代表我們的大學實力真的提高那么多, 更多的還是國家崛起的連帶效應”[16]。章先生論及的第二個回歸, 則是針對當前中國高等教育存在的第二個最大的問題, 亦即大學的中心工作———教學育人質量的疲軟, 大學生在校所學所獲與他們付出的青春、財富不匹配。例如, 課堂教學是人才培養的主陣地與主途徑, 高校“尋人上課”的廣告[17], 警示中國大學面臨“課堂教學危機”[18];“大學的中心任務只有一個, 就是培養人即育人[19]”, 然而高校重研輕教的“老大難問題”、大學教師出現“只教學不育人”的“不育癥”問題, 均體現了育人中心地位的旁落。這就如阿拉伯文學的主要奠基者紀伯倫 (Kahlil Gibran) 所言, “我們已走得太遠, 以至于我們忘了為什么而出發”。

教學育人的疲軟不是中國大學的特殊性問題, 作為世界高教強國的美國同樣存在不重視本科教育、“重科研, 輕教學”、“不發表, 就解聘”[20]等問題。只不過, 在功利化的考評機制、獎勵機制等刺激下, 中國大學重研輕教、只教學不育人的問題要比美國嚴重得多。為了扭轉大學中心的偏移, 堅持大學育人的使命, 中國政府與高校一直在努力提高教學育人質量。例如, 2007年的“質量工程”、2011年的“本科教學工程”, 以及由此形成的國家級、省級、校級三級“本科教學工程”項目建設體系[21], 產出一大批本科專業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一大批高等學校教師教學發展示范中心、國家級和省級特色專業、國家級和省級精品課程等。但是, 教學育人疲軟的痼疾并未去除, 甚至根本沒有絲毫緩解。這就表明, 過去那種以政府工程名義自上而下推進的高校教學育人質量提升策略不是最佳路徑。這種改革只是將教學育人包裹或者說捆綁在一系列的誘惑中, 讓高校及其教師著眼于各種項目、平臺以及個人成果, 而不是切切實實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以培養創造性人才與實現成果轉化作為兩大歷史使命的創業型大學, 正是通過這兩大使命的履行與實現來贏得社會各界的支持, 至于科學研究則僅是實現兩大使命的手段或者途徑, 真正踐行“引科研之水, 灌教學之田”, 從而必須著眼于教學育人質量的提升, 尤要增強其實效性, 各種項目、平臺以及個人成果則是人才培養進程中的附屬產品。

創業型大學有利于正面提升教學育人的實效性, 不僅從其區別于傳統院校的獨特歷史使命體現出來, 還從其辦學理念與培養模式體現出來。從辦學理念而言, 創業型大學倡導學以致用而不是學以致知, 強調“實踐出真知, 知識應用能力是學習能力的具體體現”[22], 這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扭轉傳統院校在人才培養上實踐性不強、針對性不高、有效性不足的問題。例如, 針對國內著名大學的在校生進行調研, “認為在大學苦讀幾年后, ‘能學到一點點’和‘根本學不到’有用東西的學生占79%”, 其他本科院校就更為糟糕了[23]。確實, 從書本到書本不求應用的學習, 既難以檢驗知識的正確性與價值性, 也違背了“學”“術”合一性的事實。例如, 古代最高明的劍客, 往往擁有一流的劍道;反之, 空談劍道的所謂劍客, 往往難以讓大眾信服。梁啟超于1911年在其《學與術》中給“學術”下的定義就體現了“求是”與“致用”之間的融合, 他說, “學也者, 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 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24]。從培養模式而言, 創業型大學有比傳統院校更為便利的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平臺, 更有利于培養信得過、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應用型人才。創業型大學是最為徹底的“應用型”[25], 自然更要“以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為主要面向并將學生就業和創業能力培養作為重要內容”[26], 從而徹底解決人才培養的針對性與實效性問題。

三、直接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

如果要從“源”與“流”兩個方面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 那么這兩個問題分別為前文論及的高校辦學自主權不足與高校教學育人疲軟。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其他問題普遍能夠同時得以解決;或者說, 只要我們著眼于這兩個問題的解決, 那么其他問題自然會同時成為我們面對的問題。例如, 高校的教學育人與科學研究, 就類似于一塊金幣的兩面。不同的激勵機制, 形成不同的“兩面”關系。從激勵機制來分析, 盡管高校辦學自主權不足, 但中國高等教育的激勵機制是世界上最為強勁的國家之一。政府對大學的激勵, 最終落腳在大學對于教師的激勵。處于強勁激勵機制環境下的大學教師, 在教學育人上投入不足, 必定在其他方面鉚足了勁。所謂其他方面, 實際上正是科學研究。從理論上講, 科學研究與教學育人亦是“源”與“流”的關系。沒有科學研究, 大學的教學就成了無源之水, 自然無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有學者進一步強調指出:“大學科研工作本身就是一種人才培養形式。這也是大學科研的內在屬性。……‘研亦教’正是大學科研發生的始因。”[27]然而, 我國高校的科學研究事業, 不僅未能將其學術優勢有效地轉化為教學育人的優勢, 造成了教學與科研此消彼長的兩張皮現象, 而且功利化、數量化的科研激勵機制產生了形式多樣的學術腐敗與數不勝數的學術垃圾, 制造了中國大學學術繁榮假象的泡沫化傾向。對此, 無論“強者通吃”的積極進取者, 還是“弱者當災”的消極應對者, 只要生活在這種學術生態環境下的大學教師, 都能強烈感受到我們的科研激勵機制有“病”了[28]。根治中國大學科研激勵機制的“病”, 直接消解科學研究的泡沫化傾向, 在“以政府控制型為主、大學 (學者) 控制型和市場型為輔”[29]的大學科研資源配置背景下, 必須自下而上尋找大學類型的突破與評價機制的創新。中國部分傳統型院校向創業型大學轉型, 正是實現辦學類型多元化的有益探索, 必將加快評價機制的創新, 扭轉科學研究成為主導目標、顯性目標甚至惟一目標的異化現象, 讓科學研究真正回歸到工具與手段的軌道上來。有文從成功的創業型大學案例高校出發, 亦得出具有相同指向性的結論:“作為制度創新的創業型大學, 有助于推動大學科研體制創新。”[30]

創業型大學之所以能夠直接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 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從創業型大學的組織使命來看, 科學研究只是作為手段或者工具的中間環節, 而培養創造性人才與實現成果轉化則分別成為創業型大學內外部兩個著力點[4], 成為創業型大學贏得社會聲譽、實現自力更生的兩大歷史使命。對于創業型大學的教師來說, 科學研究是他們提升自我素養、獲得學界認同、形成課程資源、滿足社會需要的必經途徑與內在要求, 無須急于通過數量化、規模化的理論學術成果來武裝自己, 無須也不能通過學術成果的等級、層次、授予主體等外在包裝來證明自己。在創業型大學, 一位教師的學習經歷尤其博士研究生的學歷與學位、專家評定的個人授課水平與學生反映的教學育人實效、在社會服務方面的努力與實績, 已經體現了該位教師的水平與貢獻。另一方面, 從創業型大學的評價機制來看, 強調學以致用、倡導實用文化的創業型大學不再對任何形式的理論成果進行獎勵, 少而精的代表性理論成果、選擇性的科研成果轉化業績尤其人才培養效果的師生反響, 才是決定創業型大學教師職稱晉升、學術榮譽與崗位聘任的核心要件。在盡可能提高大學教師基本待遇、將“暗補”轉為“明補”的基礎上, 創業型大學將學術成果轉移轉化所得收益大部分返還給教師, 這將是創業型大學教師以此來替代過去理論成果獎勵的拓展性收入來源。可見, 在創業型大學, 不會存在過于量化與功利的“泰勒式管理機制”, 而且這種學術泡沫化生產機制亦沒有市場, 自會將大學教師的學術追求引導到那些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或者獲得學界同行專家真正認可的原創性理論成果上來, 達到直接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的學術改造目標。

要做出世界前沿或者廣泛認可的高端研究成果, 必要條件確實離不開“安靜、專注和淡定”。古今中外, 無論哪個科學研究領域的重大成果, 都不是依靠“鞭打和利誘”而做出的。中國推進部分傳統型院校向創業型大學轉型, 是否會將過去畸形的科學研究激勵機制, 替換成另一種極端化的學術創業激勵機制?如果換成學術創業的“鞭子與誘惑”, 這將比原有的功利化、數量化科研激勵機制帶來的危害還要大得多。激勵科學研究, 畢竟仍然在學術軌道上;而激勵學術創業, 則似乎走到商業軌道上去了。盡管“追求知識和創造財富的目標可以互為補充”[31], 但只要違背了“安靜、專注和淡定”的辦學原則, 我們都不能辦出為世人矚目的一流大學。應該說, 我們的擔憂不無道理。但是, 真正理解創業型大學的精神實質與歷史使命, 我們就不會如此強烈地存在這種顧慮。這是因為, 創業型大學的本質就是通過自身獨特的學術資本, 在人才培養或者同時兼顧成果轉化的兩個目標上做出實際貢獻, 以此實現自身具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對于中國公辦普通本科院校而言, 自然要走公益性創業型大學之路;對于那些營利性的創業型大學, 也不是通過販賣文憑尤其不能兜售偽劣學術成果來贏得市場, 而是依靠良好的辦學聲譽、教育質量與學術影響來長期吸引作為消費者的生源、企業與社會各界。無論繼續堅守傳統院校的模式還是勇敢邁入創業型大學的道路, 我國公辦普通本科院校都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政府也有責任與義務資助。從而, 公辦普通本科院校向創業型大學的轉型,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 學術創業不會成為大學尤其教師收入的依靠性渠道, 只是潛在的增長性來源, 為應對政府核心資助的減少與實現多元籌措辦學經費奠定基礎。這種辦學取向奉行實用主義而不是功利主義文化, 強調大學獨特的歷史使命與對于社會的責任, 以培養社會有用人才與推出社會有用成果作為價值追求, 同樣需要安靜、專注和淡定的治學精神與辦學文化。

四、間接實現校內行政高效化

解決了高校辦學自主權問題, 必定會有一批高校, 在勇于擔當、開拓創新與“長于辦事”的學校領導治理下, 提高高校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效益, 瞄準人才培養實效性這個中心目標, 讓科學研究回歸工具與手段本質, 從而逐漸解決教學育人疲軟以及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但是, 在整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尚未改變、高校在整體上依然缺乏辦學自主權的情況下, 我國大學的改革與發展容易陷入某種非零和博弈的囚徒困境, 即每一所大學都不會放棄對政府資源的角逐與依賴, 從而使得大學越來越從屬政府、政府越來越成為大學的主宰, 再而使得大學真正服務社會的能力越來越弱、大學內部行政管理越來越“官僚化”[32]。可見, 在現有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下, 中國高校辦學自主權在短期內難以有所突破, 我們必須通過自下而上的機制創新, 讓某些創新型高校率先走出“象牙塔”, 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與行政管理方面“三管齊下”, 提升自身從社會獲取辦學資源的意識與能力, 向著一條自力更生的道路邁進。這條辦學之道, 正是創業型大學的實踐之路。當創業型大學的業績獲得社會各界尤其政府的肯定之際, 政府就會按照大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下放相應辦學自主權, 從而達到逆向增強高校辦學自主權的目的;同時, 在傳統型院校向創業型大學轉型過程中, 貫徹了以高質量的人才培養贏得市場的辦學取向, 確立了“以轉化實績論英雄”“以同行評價取代行政評價論水平”“以育人效果與學術應用論貢獻”等評價標準, 自然能夠正面提升教學育人實效性、直接去除科學研究泡沫化。那么, 在論證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價值與意義之際, 我們如何理解其實踐模式有利于間接實現校內行政管理高效化?

一方面, 創業型大學實踐模式有利于提高高校內部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效益。毫無疑問, 我國高校內部行政已經身陷管理主義、官僚主義泥潭而難以自拔。[33]不僅存在著“畸形行政化衍生出‘行政級別=學術能力’的荒誕邏輯……高校官本位馬太效應助長了崇官、求官、賣官現象, 圍墻內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追名逐利”[34], 而且行政管理效率與效益低下, 不少部門與崗位人浮于事, 享受穩定薪酬終日無所事事的各級冗員與拿著剛過溫飽線的工資卻日不暇給的基層職員共處一室, 使得整個大學校園內部呈現無助、沉悶與對抗的管理主義、官僚主義氣息。這種面向上級政府的官僚文化, 相對于創業型大學面向服務對象辦學的市場文化而言, 兩者是格格不入的。創業型大學的生存與發展之道, 在于贏得社會大眾的信任與支持, 并從這里競爭性地謀求更多的辦學資源, 而不可能在政府的庇護下獲得高貴身份、豐厚資助與優質生源等, 這就決定了創業型大學必須依靠廣大專任教師提供優質的教學服務、應用性的科研成果。這種具有企業化、市場化特征的經營文化, 必然淡化官本位主義立場, 培育服務意識與服務文化, 扭轉大學內部管理的官僚習氣。例如, 同樣作為公辦高校,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注入了創業型大學“以競爭求生存、以貢獻求發展”的文化基因, 將大學學術文化和商業效益文化結合起來, 成就了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的寶貴經驗。[35]

另一方面, 創業型大學的中國實踐當前只能間接提高高校內部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效益。中國公辦高校邁上創業型大學道路, 政府并沒有為其開辟綠色通道, 賦予它們面向市場依法獨立自主辦學的權利, 從而創業型大學整體上依然浸漬在整個學術官僚主義文化中。“官學一體化的官僚體制生生不息, 惡性循環, 積重難返”[36], 少量幾所積極進取的創業型大學當然無法立馬扭轉本校的“行政化”“官僚化”色彩。這就像創業型大學在中國的成功實踐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一樣, 創業型大學內部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亦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去行政”的提法是不科學的, 高效的“行政”是大學持續快速發展的前提與基礎;“行政化”則意味著將管理或者說“行政”從手段上升為目的, 已經從中性的“行政管理”滑向極端的、消極的“管理主義”“官僚主義”。因此, 大學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正確取向既是“去官僚化”, 亦可以說是“去行政化”。由于“大學行政化頑疾深層根源在于大學首長垂直委任制”[34], “政府直接選拔委任校長強化了大學行政化、官僚化趨勢, 強化了大學對政府的依附性權力關系”[9], 而且這種局面在短期內很難改觀, 這就決定了創業型大學依然深受官僚主義侵蝕。只有當創業型大學的中國實踐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績, 這些高校具備了獨立自主面向市場生存與發展的能力, 形成了“積極進取、創業導向、公益關照”[35]的校園文化, 中國創業型大學的官僚主義沉疴才有可能得以緩解并最終消除, 隨后該種服務至上的辦學文化會自然逐漸蔓延至更多的高校, 最終實現中國大學內部管理文化的整體轉型, 提高高校內部行政管理的效率與效益。顯然, 盡管創業型大學有利于提高校內行政效率與效益, 但其最終實現機制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 是緩慢、隱性的而不是快速、顯性的。沒有創業型大學的自力更生, 就沒有創業型大學的去行政化。創業型大學不斷提升自力更生能力的過程, 正是為去行政化培育觀念、積蓄力量的過程。這個過程不存在“雞”與“蛋”誰先誰后的悖論, 而是體現從量變到質變的辯證關系。大學只有不斷增強獨立自主生存能力, 才有可能擺脫行政化的羈絆, 最終走上自我管理的良性發展之路。

總之, 當前傳統型院校存在的普遍性問題, 例如辦學自主權不足、教學育人疲軟、科學研究泡沫化、校內行政效率低下等, 都可以在創業型大學的實踐模式中得到較好解決。創業型大學中國實踐的時代意蘊不言而喻, 中國創業型大學的成功實踐必將是打開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大門、迎來高等教育改革春天的有益探索。只不過, 創業型大學本土化的推進不是一蹴而就, 不同問題的解決路徑亦不盡一致, 在中國最終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必須經歷幾個階段。這, 將是我們下一步需要論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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