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時代︱從折尾到東京,我又想搞學問了

來源:SOHU  [  作者:澎湃新聞   ]  責編:王強  |  侵權/違法舉報

原標題:平成時代︱從折尾到東京,我又想搞學問了

1991年即平成三年,我獲早稻田大學訪學機會。8月3日這天,我乘中國民航飛抵福岡。盡管在北京那些無眠之夜我曾目不轉睛地注視過這個國家,但從機艙走出來那一瞬,我還是被震撼了,那天的天氣很好,眼前的世界一覽無遺,清楚動人。從此,我開始了新的探索。

因早大要9月底才開學,我暫時在北九州市一個叫折尾的地方住下,每天散步,看電視,聊天。我有兩個做媒體的舊友,帶我認識了一些當地知識分子。那時柏林墻剛剛拆除,我們自然而然地討論世界的變化、蘇聯的動蕩,以及中國的未來。但很快,我便發現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這些知識分子還是更關心地方自治,對他們來說,振興地方社會經濟才是最緊要的課題。他們希望擺脫中央的強制與誘導,獲得更大的自主權。

折尾是一座“學園城市”,不大,但卻有五所大學、一所專科學校。和中國一樣,日本有注重教育的傳統,相信知識改變命運。戰爭結束兩年后,即1947年,日本即制定《教育基本法》,明確“培養尊重個人尊嚴、追求真理和希望和平的人”的目的,并且要“在一切機會和所有場合來實現教育目的”。

戰后日本的教育體系,在此基本法的基礎上,迅速搭建起來。對教育的投入,拉動了戰后經濟的發展,高質量的勞動力資本更是促成了日本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快速攀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不論在工業技術還是教育質量上都已躋身世界一流。2006年日本全面修訂并頒布新的《教育基本法》,那一年,日本高中階段入學率為98%,比基本法訂立的1947年提高了55個百分點。

我在折尾住了一個月,9月初乘新干線前往東京。日本大學分國立大學、公立大學及私立大學。國立大學由國家財政預算撥款,公立大學是各級地方自治體出資建立,一般為“縣立大學” 或“市立大學”。私立大學則由民間個人或團體投資設立。

一般來講,國立大學研究條件相對較好,私立大學則差些,但也有很多例外。比如我要去的早稻田大學是私立大學,但研究條件比許多國立或公立大學條件都好。其圖書館藏書量為日本私立大學圖書館之冠,在全日本排第三,僅次于東京、京都兩所大學。我曾帶許多國內學者參觀早大圖書館,記得有位學者感慨說:“劉迪,我又想搞學問了”。我非常理解他的感受。

不同于經濟的踟躕不前,平成三十年的日本教育從未停止生長,起碼高等教育是這樣的。這三十年,日本大學數量從不足600所增加到780余所。平成三十年(即2018年),日本計有國立大學86所,公立大學92所,私立大學603所。平成四年(即1992年),日本18歲人口4年制大學入學率為26%,這個數字在2018年已達54%。

在早大,我先是在社會科學研究所做“外國人研究員”。早稻田大學與中國淵源很深,早在1905年即設立了清國留學生部,當時有500多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在此就讀。中國近現代史上許多大人物也都在早大留下了足跡,包括李大釗、陳獨秀、宋教仁、廖仲愷等。中共創立者之一的李大釗曾在政治經濟學部學習,學校至今保存著他的學籍記錄和學習成績。那時政經學部很多課程,如政治學概論、經濟學原論使用英文或德文教材,教授講課則用日語,中國學生要完成學業十分不易。

最初,我的研究方向是“東亞近代化思想”,跟隨依田憙家先生。在國內,我就讀過先生的《日中兩國近代化比較研究序說》,深受啟發。我到早大的1991年,適逢先生“還歷”之年(60歲),他的友人及弟子合撰了論文集《日中兩國的傳統與近代化》,以示慶賀。1993年我轉入早大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正式開始在日本的學生生涯,此后十年沒有離開過早大。其間,我遇到了許多優秀的教授和學友。大家雖然學術觀點不一,社會背景迥異,但“學問獨立” 的校訓下,都能誠懇切磋,相互助益。

早大出了很多政要名流,包括7位首相和現任三分之一的國會議員。這讓人很容易忽略掉這所大學的“初心”。與同期創辦的東京帝國大學不同,早大的趣旨不在打造國家棟梁、帝國官僚,而是要培養基層人才。在創辦人和第一任總長(校長)大隈重信看來,國家固然不能沒有中央政治精英的領導,但基層的質地也十分重要,如果基層薄弱空洞,這個國家遲早要垮臺。沒有一個國家是僅僅依靠著少數精英,就能夠完成從前現代到現代的轉型的。所以早大要培養全日本的村長。此外,這位主張自由民權的校長還有個想法,就是培養媒體人,讓他們陳述事實,監督權力。這也是今天早大校友遍布日本媒體界的遠因。

在到早大讀博之前,我還在慶應義塾大學短暫停留。學校東館門上有句話,我印象很深刻,“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強調了一種平等的精神。在上一篇專欄里,我們提到過日本“一億總中流”的社會結構和共同體社會理想,因為平等所以平穩。而平等很大程度上又體現為教育之平等。

日本新舊兩版《教育基本法》均明確“教育機會均等”的原則。在很多國家,這只是一紙具文,但在日本,它十分接近于事實。根據經合組織2015年的數據,日本是教育平等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學生學業表現受其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不大。孩子們不會因為家里窮就上不起學,得不到有質量的教育。 當然隨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經濟條件對學生的影響會越大,比如忙于生計的父母無法輔導孩子學習,也無法支付補習班的費用。根據最新的一項教育支持計劃,日本政府將為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提供學費減免和獎學金,年入不到270萬日元(約17萬人民幣)的家庭的孩子上國立或公立大學學費全免,上私立大學的話,也可減免多達70萬日元(人民幣約4.5萬元)的費用。

我曾問早稻田大學總長(早大校長)奧島孝康好大學的標準,他不假思索道:“好大學的學生來自全世界。”在我看來,這個“全世界”不只是說沒有國別的歧視,更道出一種開放的學風,使得包括我在內的不同信仰、門第、性別、國籍的學生受益。

當然,日本教育體系也有它的問題。比如,多年的低出生率,給許多學校尤其是私立學校帶來招生的壓力。以高等教育為例,2000年代中期以來,日本當年滿18歲的年輕人的人數曾穩定在120萬人左右,近年這個數字開始下行。而平成時代大學的數量較前代增加了不少,這就帶來了招不到學生的問題。由于私立大學的預算幾乎都來自學費,招生率不足給這些學校的運作帶來極大的財務壓力。為了提高招生率,不少學校又不得不放低招生標準,進而拉低學校整體的學術水準。如此惡性循環。

博士讀完后,我留在日本教書。這些年,大學里有些東西悄然改變,人們不再像昭和時代那樣野心勃勃,卻開始關注一些更深層次的價值,比如“個人尊嚴”,比如“對生命與自然的熱愛”。有些東西還是那樣,知識分子們不肯呆在象牙塔里,繼續關心著他們的社區與地方自治 。有一次,我帶著幾位中國留學生參加八王子地區的居民防災訓練,他們對這全新的體驗都感覺“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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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迪,系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及研究生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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